“前海自由度更大，但要讲清对港好处”
发布时间：2014-08-26来源：南方日报作者：
前海新闻网讯（南方日报记者 张玮）26日是前海合作区成立4周年的生日。经过4年开发，在政策争取、土地规建和招商引资同步进行时，前海也逐渐意识到，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前海不仅需要先行先试的探索勇气，更需要深邃睿智的思想闯关。
为此，前海继早前成立前海咨询委员会后，今年又仿照香港行政机构，成立了“深港青年事务、金融、法律、规划建设”4个专业咨询委员会。而上月底，新挂牌成立的创新研究院则标志着以“一院五委”为核心的前海发展“智囊团”已基本成型。
陈坤耀说自己非常关注深港的协同效应如何出现 鲁力摄
上周末，南方日报独家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前海创新研究院院长陈坤耀，既揭秘研究院日后研究方向，也对深港合作、区域竞争等问题把脉。
■人物简介
陈坤耀，香港著名经济学家，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曾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岭南大学校长，美国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历任美国加州大学客座教授。
陈坤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领域，是国际学术界最早研究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学者，也是竞争政策的发起人，对国内外学术界均有重大影响，被任命为太平绅士，还被港府授予金紫荆星章。现为亚洲研究中心名誉讲座教授及杰出院士，7月被聘为前海创新研究院院长。
谈前海地位
“深港热情再燃烧，前海很重要”
【画外音】
祖籍广东增城县的陈坤耀，1945年1月14日出生于香港一个贫寒之家。12岁起就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他决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并最终走了一条最优秀的教育路径：先后毕业于皇仁书院，香港大学文学士、社会科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博士。
学成回港后，他从研究生教学助理开始，逐渐成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和香港大学首席教授。其研究兴趣集中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是该领域的学术先驱。
深圳市前海创新研究院 鲁力 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陈坤耀即开始了与深圳的渊源。当时由于深港地缘距离接近，内地政府官员都集中到深圳参加培训，陈坤耀是“市长班”的授课专家之一。他说那时深圳还完全是农地，人口才几十万，听到现在实际人口已超1800万，是中国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连叹了几个“哇”。
南方日报：您什么时候留意到前海？开发至今，前海什么方面您最为关注？
陈坤耀：几年前就听说过，我一直很留意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前海、横琴、南沙是规划里的“金三角”。而且，前海被定为“特区中的特区”，我非常感兴趣，但今年3月份才第一次到前海。
任何一个落后的经济体，其发展都必经几个阶段，从农业阶段发展到工业阶段（制造业），然后到现代服务业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出口、投资带动的，但经过20多年经济高速成长，到2000年，制造业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未来如仍靠这一模式，将无法继续。因此，必须要进入到发展的第二波，即发展现代服务业，这点中央看得很准。
大陆因为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去分配资源，所以经济模式转变过程中，政府用一些政策去推动是对的。我的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非常有意思和有意义，深圳曾经是制造业出口试点，现在前海做现代服务业试点，我也想知道前海是否能负起责任、承担起角色。
另一个就是前海跟香港之间的关系。前海要依托香港，互相出现“协同效应”，对香港、前海和内地三方都好。如何结合，我现在非常关注。
南方日报：1997年香港回归后，深港合作相对全国其他城市较多，但两城在沟通上并未达到共振，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陈坤耀：因为经济发展的形态变了，以前是制造业为主，香港的制造业移到以深圳为主的整个珠三角。但现在工业制造业已经饱和了，香港可以转移的转移了，分工的分工了，而珠三角也在转型，所以原有传统关系不再，这个（密切合作的）阶段结束了。但深港两地现代服务业的合作还没有开始，新阶段来了，问题是如何让热情再烧起来并延续，前海的角色很重要。
谈深港合作
“如果香港能做，为什么要来前海？”
【画外音】
上海自贸区获批成立后，前海的金改地位受到较大冲击。而开发4年始终是未建成区，也让前海最重视的“合伙人”香港长期处于观望状态。
陈坤耀称，上海在港人群体中名气大是先天优势，而从他所掌握的信息中分析，上海自贸区开放和自由程度未必比得上深圳。但不可否认的是，面对现实的港人，前海对香港有什么具体好处依旧感觉模糊。另一方面，前海也要讲清楚，在前海做什么会成本比较低，“否则在香港可以做的，为什么还要到前海做呢？”
南方日报：去年上海自贸区获批后，前海就常被拿来与之比较，采访中我们也发现，港人似乎对上海知晓率更高。
陈坤耀：因为上海的名气大嘛，在香港人眼里，上海是第一大城市。深圳离香港距离这么近都没有用，这是先天问题。上海人一早就到香港了，香港的工业发展也是上海人先开工厂，其实他们并没有太融入香港社会，比较另类，跟香港人也不太熟，但是他们生意做得很好、文化水平高，所以香港人对上海人的印象比较好。再加上，1945年后很多上海人移民香港，现在也是很有钱、有地位的人了。
其实，我了解的上海自贸区开放和自由程度是比不上深圳的。他们也是主要做离岸人民币等金融改革，不过，做的是类似新加坡的分离模式，比如要做外汇，其户头是跟本地分开的，不是完全开放，是有控制的。而前海基本是香港模式，即户头是互通的。
现在港人对前海观望情绪比较多，我觉得主要是他们还不认识前海。香港对前海的好处显而易见，即在金融发展上的经验。但前海对香港有什么好处？现在我看到的一些文件还是空洞了一点，方向性的多，不是太具体。而香港人很现实的，完全是市场经济，他一定要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具体好处。
南方日报：那下一步前海应如何进行深港合作？
陈坤耀：主要还是宣传前海政策和明确前海对香港的好处。我们学海外投资的第一课，就是异地投资的风险一定高于本地，因为文化不同、交易成本高。所以，前海一定要讲清楚，什么东西在香港做，可能成本比前海高，不一定是生产成本，也可能是交易成本。否则在香港可以做的，为什么港人还要到前海做呢？
做金融中心，最主要还是机制。上海或其它地方肯定不允许完全用香港机制，但前海可以试。现在前海移动通讯跟香港一样，这个细节就很好。两地沟通得好，香港人没有理由去上海，一定是去前海的。
另外，从整个中国发展战略上来讲，人民币应不应该完全开放？资本账户应不应该完全自由化？开放后外来资金的冲击怎么办？讨论很多，争议很多。现在人民币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兑换的货币，资本账户还是有很多限制，但还是在一步步开放，前海就是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试点，这不仅仅是生意，也是国家政策的试点。
谈“出山”：
“想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二波’”
【画外音】
7月底，前海管理局倡导发起性质为民办非企业的“前海创新研究院”，这是个由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开放型民间智库，并邀请到年近70的陈坤耀担任院长。
为此，陈坤耀曾考虑了一个月。但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二波”的机会，最终还是激发这位经济发展学家“出山”，而他的另一个愿景则是将前海创新研究院做成国际一流、国内顶尖的民间第一智库。
南方日报：您是如何答应来担任前海创新研究院院长一职的？
陈坤耀：哈哈，对，我年纪也不小了，原本是不出山的，而且在香港也有很多其他工作。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看到和参与了以劳工密集的制造业出口模式为主的中国经济发展第一波，那么第二波也想要参与，这个不容易，机会难得。
二是我主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30多岁开始就搞研究、研讨会、论坛，这是我事业中最有兴趣的部分。三是我有一个愿景，就是做智库。中国没有什么有规模和国际化的民间智库，最大的还是政府下面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但现在中国强大了，应该有，前海创新研究院想成为民间第一智库。所以，我想了一个月左右，决定迎接这个挑战。
南方日报：创新研究院主要做什么？有哪些研究方向？
陈坤耀：有中短期目标。短期是配合前海发展做政策研究，我计划每月公布一次研究结果，敏感一点的给政府做决策参考，其它的用通俗文字发布给公众。两三年后则搞一个学术型新季刊，给专家看，我希望做成世界重要学术刊物。长期目标则是作为一个民办、市场化的研究院，给工商界做一些顾问。
但现在研究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宣传和提高前海地位，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办研讨会和论坛。今年12月份左右就会搞一个小型国际研讨会，请欧洲、东南亚、内地专家研讨金融课题，推广前海品牌。以后则每年五月左右搞一个“前海论坛”，请政府官员、银行家来参加，会打造成国际知名论坛。
研究院的议题方向，一是从中央政策中看有什么理论可以支持前海战略进一步发展，以及对前海4个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态进行分析，提出具体的政策；二是做前瞻性的大趋势研究，预判未来10年、20年世界、中国、香港怎么变，做未来的事情。
南方日报：研究人员是核心竞争力之一，计划如何选人？
陈坤耀：构想是全球招，分为三种。一种是世界一流学者，他们不可能长期在这里，所以以1个月到1年的访问形式加入；第二种是以香港或内地学者为主，不用辞去现有工作，香港的大学是可以请假的，教授停薪留职，过来研究一到两年。事实上，搞学术跟企业不同，不是做得越久越好，因为研究方向会不停变化，不同专才也应有流动。第三种则固定点，比如3年合约，主要是聘请年轻的、经验少一点的助理研究员，内地比例占得多点。
南方日报：研究院招聘研究员是否会跟您在岭南大学办学时一样，将“灵活性”作为面试的首要判断依据？
陈坤耀：需要面试的主要是助理研究员，跟岭南大学当时面试的标准差不多。“灵活性”的意思是，不要管他现在懂多少，因为没有意义，过几个月知识就过时了。最重要是这个人知道怎么去学、懂不懂怎样去学。另外，是否对这个工作有热情和认识，是否有兴趣承担。
编辑：邓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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